作家迟人：父亲的心空

Original 2018-04-01 迟人文学沙龙

作者简介：殷毅，笔名：迟人。江苏盐城人士，当过国际海员、燕舞电子集团秘书，现任盐城市警察协会副会长、秘书长，公安纪实文学杂志《盐阜警风》主编。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先后创作报告文学《海路有痕》、《跃出地平线》、《燕舞交响曲》、《朱成学的三级跳》、《无言的红绿灯》、《把爱心献给人民》等，著有长篇纪实文学《魂牵越北那座山》，与他人合作编著出书《腾飞之路》、《红灯与警笛》等。创作的报告文学、散文、诗歌散见于报刊、杂志。

父亲的心空

图文迟人

倔犟之火，燃烧着赤诚与奉献!

——题记

手机相册里有两张父亲的照片，一张是他1954年离开部队前拍的军装照，一张是1992年人民警察首次授衔时拍的警服照。军装照上的老父亲刚20岁，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里的一位副连职干部，刚毅冷峻的面容洋溢青春的气息；警服照上的父亲依旧刚毅冷峻，但已皓首苍颜，像一头倔犟的老牛。那一年，他才58周岁。

（我的父亲）

听我二伯讲过，父亲随我爷爷的脾气，从小就倔犟。

父亲参加革命前是洪泽湖边上的一个放牛娃。一次，东家的两只大水牛抵角干仗，踩起湖滩上割牛草的镰刀，割伤了一只牛腿。倔犟的父亲一跺脚，跑了。后来遇上一支解放军的队伍，14岁的父亲“为了填饱肚子”，就背上了小马枪，跟着一个叫“李顺康”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在解放战争的硝烟战火中，倔犟的父亲身上留下了几处“光荣疤”。建国后，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的号令，正患肺结核病的父亲，又倔犟地追着部队来到鸭绿江边。因一路饥寒，病情加重，父亲呕血不止，首长把他留在了丹东的医院。

出院后，父亲被调到了公安部队，就是反特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姜黄色解放军军装、配戴“中国人民公安部队”胸牌的“公安军”。

公安部队是建国初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武装整合而成的一支维护地方社会治安、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的现役制武装力量。父亲所在的江苏公安总队，就是现在武警江苏省总队的前身，是在原南京、苏北、苏南和徐州几个公安总队的基础上整编的，实行总队(师级)、大队(团级)、中队(营级)、队(连级)和小队(排级)队建制序列编排。在隶属关系上，建制、业务归华东公安部队领导，其余均属江苏军区领导。在公安部队，父亲担任过便衣小队长、副队长等职，先后在南京、扬州和盐城参加反特、剿匪斗争。

因身体原因，父亲没能赶上解放军第一次授衔就离开了部队。对此，老人家一直“耿耿于怀”：我这不争气的身体，让我失去了挂牌牌的机会!

父亲是复员退役。复员是国家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安置政策，主要是针对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前，参加革命的老红军、八路军、新四军和解放军等。父亲告诉我，复员退役可以多领些安置费，但是到地方上不再享受干部的待遇，一切得从头再来。

“那时候，你母亲、姨母还没有工作，跟着外婆靠给人家洗衣被糊口。一次多领点安置费，能解决当时的很多困难。”父亲说。

到盐城县公安局工作后，父亲先后在刑侦、政保、治安等岗位工作过。后来根据局领导安排，父亲组建水上派出所，任第一任指导员。再后来，又调到预审股工作。

父亲性格倔犟很“出名”。他的一生，平凡得如一碗清水，波澜壮阔得像一片大海。

我的岳父是父亲便衣小队里的机枪手。他告诉过我一件“趣事”：父亲的脾气犟得像条牛，队长(连长)的话都不听。一位战士不假外出，第二天，他让这个战士顶着烈日，在公安处的操场上罚站四个小时，队长要让战士回来，他坚决不让，吵了起来，最后还惊动了周玉珍大队长(团长)。

县公安局法医张柄文叔叔是父亲洪泽县的老乡。他说，你父亲犟，为了一起案件，他曾经直接闯进县军管会的会场。

盐城武警支队第一任支队长周宝贵，当年是父亲队里的一班长。他说，我这位老队长工作和打仗冲锋一样，倔犟得不要命。

父亲是“落后”的。到地方工作几十年，他当年的部属有的在地区公安处任科长，有的在行署的机关里当领导，留在部队的还有干到军、师职退养的。而他在县公安局一直干到离休前，仍然是一位股级民警。

（父亲当年的留影）

父亲是“先进”的。他在部队多次荣立战功，当了基层军官；从头再来又当了一名普通的民警，他一直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无畏和执着，在平凡的岗位上激情依旧，忠诚履职。四枚弥漫着硝烟的军功章和一大摞奖状、证书就是老人家当兵、从警的印记。

战火岁月，父亲的倔犟是革命军人勇于牺牲的豪迈气概；和平年代，父亲的倔犟彰显出人民警察的百姓情怀和浩然正气。

父亲有辆“公车”，是后挡泥板上喷涂着“县公安局”四个字的自行车，那时候下乡办案全靠它。在田埂上骑一段扛一段的，中午就在农户家吃“派饭”，吃完饭，父亲总是掏出二两粮票五毛钱压在碗底，大队治保主任怎么阻拦也没有用。一个寒冷的深夜，父亲一身泥水回来了，母亲问他怎么回事?让他赶紧换衣服。他一言不发，把包里的谈话材料打开，小心翼翼地一页页摊在桌子上晾着，又用罩子灯烘干，一夜没睡。

第二天早上，父亲肺部发炎，脸烧得通红，一声接一声地咳嗽。母亲要陪他去医院输液，父亲又犟起来了：“这个案子关系到一个民办教师的生死，不能拖!我上午还要到文教局找人谈话。”父亲拎起包，推着那辆满是黄泥巴的“公车”顶着寒风又出门了。看着父亲疲惫的背影，母亲告诉我：“你爸爸昨晚在中兴公社过小桥时掉到河里了……”

（我的父母）

我12岁的那一年春节，跟着父亲到张柄文叔叔家拜年。刚出门，就遇到一位守在巷口的农民，身边放着一麻袋东西。老实巴交的农民见到父亲，一下子跪在雪地上，说：“恩人啦，我谢谢大恩人!”不停地叩首作揖。

父亲赶忙弯下腰扶他起来：“我们公安人员不兴这个!”

老农民拎过麻袋：“这大米是自家的，送给你熬粥补补身子。”

父亲的脸色立马发青：“你这是干什么?公安办案凭事实，讲证据，还你清白是应该的!”老农民几乎用哀求的口气，无论如何要收下。

父亲恼了：“怎么背来的，怎么背走!”转身回到家里，“哐当”把门关了。他犟。

后来我知道，这位农民原来是个赤脚医生，一位上海插队女知青告他强奸，这还得了?破坏“上山下乡”政策，被抓起来了。父亲和“搭档”接手这起案件，从先前公安特派员作的笔录中发现报案当事人自相矛盾的证词，父亲要从头查起。他的搭档看了卷宗里有各层各级领导倾向性的批示，劝父亲不要多事，父亲又犟了：“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，破坏上山下乡可是个重罪!”他坚持重新询问和讯问了双方当事人，又到“作案”现场复勘，走访当地农户，最终查证这真的是一起冤案。女知青与当地一位小青年有了“孽缘”，弄大了肚皮，就说是这位检查她有了身孕的赤脚医生强奸，一是保住了脸皮，二想借此提要求回到上海。

家庭的一次劫难，让我真正读懂了父亲，看到了他那样的背影。其实，倔犟的父亲也很“软弱”。

我一生见到父亲流过两次眼泪。

1979年的一个秋夜，我下晚自修回家，父亲独自一人坐在小院子里，背着院门仰望一轮秋月，手里夹着一根香烟。他肺切除手术后一直没有抽过烟，这次怎么了?我轻轻走过去。

月光下，父亲的脸上老泪纵横，他的身影定在那里，就像一尊塑像。

（二哥的烈士证书）

我想拿下父亲手中的烟蒂，父亲一把把我揽到怀里，我感受到他切去右肺叶的胸腔里发出痛苦的颤音：“四子，你二哥走了!”那瘦骨双臂把我搂得生疼!

原来，父亲下午接到二哥殷涛阵亡的通知书。母亲因迟迟得不到二哥胜利凯旋的消息，焦虑得病倒了。父亲不忍心把这个噩耗告诉母亲，但是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又无情地折磨着他，他心中的痛苦无人能体会、能分担!

后来，母亲想让父亲到二哥的部队看看，了解有关二哥牺性的具体情况。父亲不同意：“部队刚从战场上撤回，有那么多烈士，善后的工作量很大，就别给部队添麻烦了。”

母亲因受不了二哥牺牲的打击，积郁成积，卧床不起，拖了几年后去世了。追悼会上，我第二次见到父亲落泪，满头白发的父亲对着母亲跪下了双膝，泪流满面地自责：“我对不住你，没有把二子的遗骨找回来!”

（二哥殷涛烈士）

1988年7月，我加入了党组织，躺在床上的父亲露出了笑容。他让我扶他起床，洗脸后换上警服，又从书柜中找出《党章》，领着我对党宣誓。我说，已在单位宣誓过了，父亲犟了：“再跟着我这个老党员宣誓一次!”他举起了右手：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”看着父亲神圣、专注的神情，我一字一句复述着。

宣誓结束后，父亲又紧握住我的手，咳喘着对我说：“你既然选择了跟党走，就要一步一步走好!”慈祥的目光里透着希望，暖暖的。他走到窗口，自言自语：“我孤身一人来到盐城，养了五个儿女，一个烈士，五名党员……”他的声音很苍老。

金色的西阳洒在父亲瘦弱的身上，我突然觉得他既亲切，又很陌生。他还是那位年轻力壮，把我高高举过头顶的父亲吗?

一生倔犟的老父亲，历尽磨难，先后失去了两位挚爱亲人，才50多岁，就过早地衰老。

那一年，我穿上警服了，父亲伸出双手，正了正我头上的大檐帽，又退后几步仔细地看着我，说：“我有两个儿子当警察了!”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。

“穿上警服，就是一份责任!”父亲把他那只警蓝色的拉链工作包送给了我。

1992年秋天，盐城公安机关对在职人民警察进行首批授衔。我们父子三人同时授衔。

授衔仪式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心里有些憋屈，不知怎么的，就到了父亲的住处。他戴着老花眼镜，正在往警服领口上扣警衔标志。台灯映亮了他的前额，身影投放在洁白的墙壁上就像一头倔犟的老牛。

“来了，授的什么衔?”父亲问。

“二级警司，亏了。”我无精打彩地回了一句，坐在一旁闷闷不乐。

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低头整理肩章。他一丝不苟地样子，像是在绣花。一会儿，他站起身，穿上警服在大衣镜前反复看。

“是组织上亏欠你吗?”父亲转过身，一脸的严肃，领口上的三级警督标志闪着金光。

“按照警衔条例，科员7年工龄授二级警司，我工龄14年了，顶了个上限，也授二级警司。我几个同学这次都授的一级警司，不就是沾了警校生的光嘛。”我用眼瞟了一下他的警衔，咕噜了一句：“建国前的老警察了，警服都穿了好几种了，只授个三级警督，穿得出去吗?”

父亲一怔，仿佛被人击了一掌似的，扶着桌边坐下。他脱下警服，用手抚摸着警衔，一言不发。

我有点后悔，不该说出那句话，赶忙站在他身后给他捏肩。父亲默默地拉住我的手，让我在他对面坐下。一双有点浑浊的眼晴紧盯着我。

“记住了，只有你亏欠组织，组织绝对不会亏欠你的!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实行人民警察警衔制度，是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需要，总得有一个标准尺度，你说你亏了，你知道全国有多少比你优秀的警察，也挂的二级警司衔?还有多少牺牲的警察授不了衔?他们是不是亏了?”

我无言以对。

“组织上找过我，如果提前两年离休，按我的资历，可以授二级金盾荣誉章；如果按照警衔条例规定，我在职只能授三级警督衔。我舍不得这身警服，不想早一天脱掉。”

父亲又剧烈地咳嗽起来，用手敲着前胸。我赶忙给父亲服了一点平喘止咳的药粉。

平静下来，父亲又说：“这次我虽然只授了三级警督警衔，但是和我一起打仗牺牲的战友比，我是幸运的。”他站起来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警衔不是荣耀，更不是资本，是组织上的重托，人民群众的希望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!”他的双眼清澈了，目光如炬。

父亲因身体原因，没能参加第二天的集中授衔仪式。授衔仪式结束后，我和三哥穿着佩戴警衔的警服，来到父亲的住处。

“好啊，三角三、三角二，还有我这个四角一”，父亲的脸上泛着红光，他看了看三哥领口的一级警司标志，说：“一级警司三个三角星，更醒目些。我们一家两代警察，同一天授警衔，一、二、三级全了，就是我垫了个底，三级……”

“这样的家庭是不多的，要珍惜啊!”父亲又说。

那天晚上，父亲很高兴，破例喝了一小杯酒……

父亲很顽强，一直在与病魔抗争，几次手术，医院几次发出病危通知书，倔犟的父亲硬是挺过来了!

那天下午，我出差刚回就到医院看望父亲。

父亲这次手术做得不理想，出了手术室后他一直处于危重状态。听到我的轻唤声，父亲吃力地睁开疲惫的双眼，从帎头下面缓缓抽出一只信封，上面写着“党费”两个字。我知道，他让我替他送到所在的党组织。

这是我替父亲交的最后一次党费。

2003年8月2日晚上，身上插着许多管子的父亲再次清醒过来，与我们兄妹四人断断续续谈了近一个小时。老人家回忆了自己平凡的一生，又念叨了两位老首长的名字，一个是李顺康，父亲的入党介绍人；一个是孙贵昌，父亲当年的团长，后来的省独立二师师长。他告诫我们要清清白白做人，珍惜警察的荣誉，教育好子女听党的话，跟党走。

他说：“我干公安几十年，没有办过一件错案。”他吃力地抬了一下头，说：“我是有组织的人，死后，你们要一切听从组织上的按排。”

弥留之际，他告诉我们：要穿着警服走。

一阵燥热的风从窗口吹来，仲夏的夜晚寂静、凝重，倔犟一生的老父亲再也抵挡不住沉重的疲乏，慢慢轻合上双眼，他那颗曾经坚强的心脏，缓缓停止了跳动……

按照规定，我向盐都区公安局报告，局里的领导拿出一只密封的信封：“这是老人家生前写给组织的信，并且要求在他去世后打开。”

信封打开了，上面有几行字：感谢组织上的培养与关怀!死后丧事从简，不开追悼会，不搞遗体告别仪式，不送花圈……请转告我的儿女!

兄妹四人从箱子里取出父亲生前准备好的一套崭新的89式警服。换上警服的父亲面容安详，熟睡了一般。衣领上，两枚四角金星，熠熠生辉……

（父亲当年的军装照）

一个平凡的老警骤然去世了。他是我的师傅，他让我懂得“人民警察为人民”的深刻含义；

一个忠诚的灵魂遽然离去了。他是我的入党引路人，他让我确立了正确人生的坐标，走进了火热的警营；

一个倔犟的生命溘然长逝了。他是我的父亲，他选择了仲夏里的一个夜晚，一个无法拉回的夜晚离开了我们。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，给儿女留下了一行值得永远骄傲的平凡足迹。夜幕苍穹，星星闪烁。

我太多次看到过父亲的背影，但记住的却很少，成了我很多年来的遗憾。父亲的每一个背影意味的含义不同，我只能从记忆的碎片里追寻那熟悉的背影。

因为有信仰，父亲的一切都有了意义!每当我有了收获或者失败，我都会看看父亲这两张照片，平抑收获后的躁狂，勃发失败后的斗志，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警察！